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宋晓梧：东北一些市、县领导坦诚告诉我，以他们的年龄计算，再上一个台阶只有三五年时间，不在这段时间里搞出政绩来，此生便无出头之日。这么短的时间，让他搞创新，别说投入可能打水漂，就是创新成果出来，还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还是上钢铁、水泥、化工以及房地产等大项目来得快，当年投入，当年计入GDP。这又涉及干部体制和考核机制。

《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提质增效、更可持续？解读》“然而因为中国没有区分成人色情和儿童色情，即使有关司法解释对儿童色情规定了低于一般淫秽电子信息的入罪标准，但总的来说，还是会影响打击儿童色情的力度。”苏文颖说。一是执法人员面临大量的网络淫秽、色情信息，很难将执法资源倾斜在打击儿童色情上；二是这类犯罪整体量刑不重，针对儿童色情的犯罪与国外相比处罚较轻。“在很多国家，成人色情不一定违法，但儿童色情却是一道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此外，很多承载此类内容的服务器多在国外，也给执法带来难度，迫切需要更多国际合作。”